整个美国 LGBT 平权运动的历史上，同志酒吧是孕育多元性别呈现文化和政治煽动的重要阵地，在同志酒吧表演的变装皇后也往往是日后站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角色。如果把目光放回 1950 年代的美国社会，正是战后政府的「薰衣草恐慌」进一步压缩了同性恋的生活空间，在麦卡锡时代，LGBT 从言辞侮辱的对象变成政治迫害的实际目标。美国参议院从 50 年代开始对据称有同性恋倾向及其他道德堕落的政府雇员展开调查，艾森豪威尔 1953 年修改了杜鲁门时期确立的政府忠诚安全法，把“性堕落”列为解职的原因之一。
走进一家同性恋酒吧的门槛于是变得很高，一旦被警方搜查，第二天就会见报并丢掉工作。1954 年就有这样的新闻标题：“性变态在迈阿密的同志酒吧搜查行动中被捕”。
但也正是因为战争，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超过 15 万此前入伍或参加城市防御工作的年轻男女涌入美国各大城市，十年的社会动员造就了他们全新的“性状况”（Erotic Situation）。无论社会风气如何，商机总是存在。此时的同志酒吧已不止在美国大型城市出现，如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爱达荷州的爱达荷福尔斯这类中型城市都能找到欢迎 LGBT 人群光顾的酒吧。
这其中，旧金山的黑猫酒馆尤为瞩目。在围绕“到底能不能卖酒给同性恋者”这个问题长达数十年的讨论中，黑猫酒馆的直人老板索尔·斯托蒙（Sol Stoumen ）屡屡发挥关键作用，而他最初卷入跟旧金山当局的斗争，只是因为一次劳务纠纷。
从奥地利大屠杀中幸存的索尔·斯托蒙自称一名自由主义者，1945 年，他来到旧金山买下了黑猫酒馆，把这里变成了波西米亚人的聚集地。艾伦·金斯伯格形容黑猫是“美国最好的同性恋酒吧”，因为斯托蒙老板不拒绝任何人的到来：水手、妓女、聪明人、画家、异装癖、商人，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斯托蒙的麻烦在于他跟雇员的关系，1949 年他拒绝跟厨师们签一份协议，因此得罪了旧金山平税局的负责人乔治·莱利（George R Reilly）。
要命的是，乔治·莱利有权决定城里什么地方有资格卖酒。
一个现在看来有点好笑的事实是，美国禁酒令在 1933 年废除之前，原本异性恋、同性恋喝酒都违法，1933 年之后，各州以“不道德”为由对同性恋地下酒吧的打压开始加强。“禁酒令的废除在人们的想象中是开启了一个自由放飞的都市生活，但实际上，它让监管变得更普遍，更高效。”历史学者乔治·乔西（George Chauncey）在Gay New York一书中说，这种全新的孤立，让同性恋群体反而和更广泛的城市社会生活隔离开来。
40 年代开始，佛罗里达、密歇根、新泽西、纽约、弗吉尼亚等各州都设立了酒精饮料管理局或类似职能的部门。当局的权力不受遏制地扩张到每一个卖酒的场所，酒吧老板则被迫成为执法者对同性恋厌恶情绪的触手。
成立后的 25 年内，纽约州的 SLA 至少关闭了数以百计的同志酒吧，或者“允许同性恋出入”的酒吧。在旧金山的类似机构则是平税局（State Board of Equalization） 。为了回应战后社会对小型犯罪浪潮的恐惧，加州政府加大了公共场所的道德风气治理行动。
黑猫酒馆不是一家典型的同志酒吧，但它还是因为接纳同性恋顾客被吊销了执照。
为了保住他的酒吧生意，索托蒙雇了律师把加州平税局告上了法庭，申诉顾客有权在黑猫酒馆聚集。1951 年，官司打赢了。加州最高法院认定“法定年龄的公民有权光顾公共餐厅和酒吧，只要他们……没有犯下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