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东麓的风向变了，它将把中国葡萄酒带往何方？

编者按：宁夏的“西海固”早在1972年就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因为此地极其干旱缺水。同样在宁夏，紧邻西海固的贺兰山东麓狭长的20万公顷的土地却成了酿酒葡萄生长的乐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

　　然而，这片葡萄生长的乐土也并不友好，土地盐碱化、霜冻寒潮、干旱缺水等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拒绝了很多作物的生长。就算是以耐旱、耐寒著称的酿酒葡萄酒品种在这里的产量也会极低。

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

　　这里如今看起来漂亮的酒庄和葡萄园，很多年前都是荒滩沙地，土质贫瘠、盐碱化严重。开发难度大、投入大、回报慢等因素决定了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只能从实验性的小酒庄开始。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规模最大的精品小酒庄产区。

　　从产业发展来看，这些精品小酒庄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乃至中国葡萄酒赢得了无数荣誉，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葡萄酒。

　　2018年正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由政府主导的产区大品牌“贺兰红”作为60周年大庆指定用酒横空出世。意在以品牌化大单品的名义带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走遍中国，走向世界。

贺兰山东麓产区产品

　　从此，“贺兰红”一炮而红，其进入联合国总部，被联合国代表餐厅作为2019年采购用酒；在杭州、南京等地的机场、高铁站的大幅广告格外显眼……这一切都印证了宁夏产区集中资源打造品牌化大单品的思路。

 　　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方向由之前的“大产区小酒庄”到如今的“大产区大品牌”，贺兰山东麓产区的“风向”变了，被誉为“中国葡萄酒未来”的宁夏产区未来又将会把中国葡萄酒带往何处？

　　由小酒庄到大品牌，“无形的手”发挥作用

　　2019年5月16日，西鸽酒庄开门迎客，其成为贺兰山东麓产区建成投产的第87家酒庄。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拥有2万亩葡萄园、设计年产能1000万瓶的现代化酒庄由酒易酩庄创始人张言志投资4亿建设。

　　西鸽酒庄是目前产区内现代化程度最高、设备最先进的酒庄之一。仅葡萄园的滴灌设备就耗资近千万。此外，配备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空气温度及湿度、月降雨量、日光照度；发酵罐配备新西兰温控系统，酿酒师通过手机就能对发酵温度进行调控；法国进口的振动给料台，德国进口的气囊压榨机，意大利进口的灌装线……这些硬件令其他小酒庄艳羡，同时这些硬件也都是肉眼可见的资金投入，小酒庄可望而不可即。

　　作为贺兰山东麓产区精品小酒庄的代表，贺兰晴雪酒庄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庄主荣健向酒业家记者表示贺兰晴雪是“滚雪球式”的发展，即从零起步，卖了酒有了利润，再将所得投入到酒庄的扩建和技改，这样不断循环而缓慢的发展。目前，贺兰晴雪的酒窖经历了四期扩建，这就是“滚雪球式”模式的具体体现。

　　与产区内其他小酒庄“滚雪球式”的建设不同的是，西鸽酒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拔地而起，实现了一步到位。

　　不仅如此，建成后的西鸽酒庄即成为了“贺兰红”四家指定酿造酒庄之一。

　　为了推广大产区的大品牌，加速产区发展，贺兰山东麓产区太需要西鸽酒庄这一类型的酒庄了，产区政府太需要像张言志这样拥有丰富行业经验和资源的投资人了。

　　2017年4月，石泰峰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到任后，石泰峰调研了当地的葡萄酒产业。据张言志回忆，石泰峰在调研时对在场的人发出两连问：宁夏葡萄酒哪个牌子好？在哪里能买得到？然而众人半天憋出几个品牌，至于在哪里能买得到，谁都没有准确答案。因为精品小酒庄的产量普遍不大，而且大部分以团购、会员制等模式销售。在普通流通渠道很难见到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酒。

　　石泰峰此前其曾长期在江苏省任职，对迅速崛起的白酒品牌——洋河非常熟悉。在调研结束后，石泰峰提出了发展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大品牌的思路，希望借鉴洋河集中精力打造“洋河蓝系列”大单品、大品牌的成功经验。

　　然而推产区大品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果将优惠政策和推广资源向某一或者某几个酒庄倾斜，那么势必招来其他酒庄的不满，因此由产区政府主导，打造一个全新的专属于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大品牌成为必然选择。

　　于是，“贺兰红”品牌横空出世，宁夏贺兰红葡萄酒销售公司随即成立，主要致力于打造推动“贺兰红”系列葡萄酒的相关工作。

　　宁夏贺兰红销售公司的介绍中指出，“贺兰红”品牌整合了贺兰金山国际葡萄试验园区、银广厦两万亩葡萄基地以及闽宁镇万亩葡萄基地等多家葡萄原料基地，采用国际化经营管理团队，尊重风土，遵循自然酿造法则，多家企业机构共同建立“贺兰红”葡萄酒产品品牌，并统一种植标准，统一灌装，统一检测，统一监管，统一分级，统一定价，通过“大单品”消费升级战略，提升市场竞争力。

　　毫无疑问，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是获得当地政府支持最多的中国葡萄酒产区，这里形成了最为成熟的产区管理办法，成了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厅级产区管理部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葡萄产业发展局）。

　　以产区政府为主要推手，创立新品牌，指定符合要求的酒庄酿造，品牌权益由整个产区共享，这样的操作在世界葡萄酒发展史上极为罕见。行业人士熟悉的巴罗洛（Barolo）、波尔多（Bordeaux）、超级波尔多（Bordeaux Superieur）等产区标识虽然用意相同，但是操作手法完全不同。

　　记者在贺兰山东麓产区走访中了解到，多位酒庄主表示感受到了产区政府在产业发展方向上的转变，随着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名声越来越响，“政策”这只无形的手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

　　这只无形的手的能量表现在市场上也是成效显著，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葡萄产业发展局局长曹凯龙透露，贺兰红已经进入联合国总部餐厅；欧盟总部计划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采购20万瓶贺兰红；贺兰红已经进入福建市场，而且获得福建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动当地媒体大力为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酒做宣传；在石泰峰上一任主政的江苏省，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酒已经进入江苏的国宾馆。

　　曹凯龙表示，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做大品牌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产区政府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投向贺兰红品牌，这样的资源调动能力，放眼全球，没有几个产区能够做到。

　　曹凯龙对媒体表示，希望贺兰红未来做到一亿瓶的销量。如果以目前整个贺兰山东麓产区约1.2亿瓶的产能计算，未来只要符合酿造要求并且愿意进入这个体系的酒庄都将享受“贺兰红”的红利。

　　大品牌战略之下，宁夏小酒庄之困

 　　据业内资深人士透露，目前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建成投产的87家酒庄中，能够实现盈利、良性经营的酒庄只是极少数。目前产区政府正在严控酒庄的发展数量，进而把控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投资酒庄的企业及自然人的质量。

　　贺兰山东麓产区的风土确实是能够种出好葡萄，也能够酿造好酒，但是极低的产量和较高的种植成本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种植方面，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藤冬天要埋土，春天要展藤，这样不仅增加了种植成本而且对葡萄藤的寿命也有损害。据荣健介绍，目前产区内20年左右树龄的葡萄藤由于树茎大导致的埋土困难，面临大面积更新，葡萄藤更新又会增加一笔较大的成本。

　　对于融资能力、盈利能力较弱的小酒庄来说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来自产区政府的补贴越来越少。

　　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物馆一位讲解人员表示，从2012年开始，有产品获得国际（如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Decanter世界葡萄酒大赛）金奖的酒庄将会获得自治区政府给与的30至50万人民币的奖励。而自2017年开始，宁夏自治区政府已经暂停了对获国际大奖赛金奖产品（酒庄）的奖励。

　　据宁夏葡萄产业发展局统计，近几年来，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酒已在国内外各项大赛上获得500余个奖项。2018年，宁夏葡萄酒就在国际顶尖赛事上获得150多个奖项，创历年之最，占中国葡萄酒获得国际奖项的一半以上。

　　30至50万的奖励资金对于小酒庄而言仍然珍贵，如今这项奖励取消了，是否会影响酒庄酿造精品葡萄酒的积极性？

　　开源节流对于小酒庄而言越来越难操作。

　　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成本越来越高，小酒庄就越希望通过产品溢价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导致产品溢价过高，产品性价比下降，与进口葡萄酒相比失去竞争优势。

　　曹凯龙非常肯定精品小酒庄为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是他认为未来小酒庄的模式并不符合我国国情，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因此，对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而言，应该在原来精品小酒庄的基础之上实现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而进一步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就是做大产区大品牌。

　　容健认为，葡萄酒是个性化产品，尤其是酒庄酒强调个性和特色，大单品要有，精品酒也要有。

　　未来，产区政府强有力的推动、集中精力发展产区大品牌的 “宁夏模式”否会引发其他产区的跟进？其他产区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模式复制？欢迎大家留言发表自己的意见。